民国书法具有新旧文化交替的特征
　　满清垮台、民国诞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带来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浪潮。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新文化的先驱者，反对封建文化和文言文，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彻底动摇了旧文化的根基，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民国时期的书法自然也打上了新旧交替和转折时期的明显特征：
　　一方面，考古发现给了书法家们前所未有的见识。如比青铜铭文更早的甲骨文的发现，敦煌石室中隋唐写经的发现，楚简、汉晋简札残纸的发现等等。这些年代久远、失传千余年的新书体，大大刺激了民国书法家们追新求变的热情。
　　另一方面，清同治、光绪年间西方照相术传入中国，同时西方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引进，使得过去难得一见的古代书法名迹，可以大量翻印，逼真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为临习者提供了真迹般的范本和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了人们学习书法的兴趣，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普及与提高。所以，尽管钢笔硬笔现代书写工具引进，却并没有给毛笔书法带来多大的冲击。
　　“业余书法家”不求技法却有大家风范
　　民国短短的37年间，兵戈频仍，艰难困苦。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乱世，竟然出现如此众多的书法大师，民国的书坛竟然如此活跃和兴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不难发现：
　　一是这些民国书法家除了少数前清遗贤之外，基本上都是“业余书法家”。他们或为民国党、政、军要员，在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或为文化、学术界名流大腕，在事业和学问上卓有建树。他们很少做专门艺术创作，其书法作品大都呈现在公务或私交的信函简札里，自然天真，见字如面。虽然视书法为余事，但其传奇的经历、开阔的视野、不凡的气度、救国忧民的胸襟，使他们的书法充盈着从容和自信，一副大家气派。被誉为“民国书法四大家”的谭延闿、于右任、吴敬恒、胡汉民，正是这样的民国政坛和书坛上的超级牛人。正因为有牛气，才有谭字的正大、吴字的雄劲、胡字的随意、于字的沉雄。
　　二是民国的书法家有着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沈曾植、罗振玉、李瑞清、章炳麟自不必说，康有为、梁启超、李叔同、马一浮等人甚至学贯中西。所以，这些民国书法家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尽管有的于技法技巧不甚讲究，但其书法郁郁乎文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一种超凡脱俗的书卷气。不仅如此，一些人更是金石、书画、诗文兼精的通才。例如吴昌硕、齐白石、李瑞清、李叔同、张大千、黄宾虹、丰子恺、余绍宋、吴湖帆、潘天寿等。
　　三是民国书法家大都是有着文人的性情、气节与傲骨。书品即人品。民国书法家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媚俗、不贪财。李叔同抛弃繁华红尘，遁入空门，从而成就了弘一法师静穆清绝的书法风格。李瑞清在辛亥革命之际，为保两江师范学生不受战火之灾，毅然接受署理江苏布政使;民国二年即辞职，身着道服，在上海以卖书画为生。寇遐居于止园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因要接待蒋介石，出五千大洋，请他把止园的“止“字上面加一横，变成“正园”，以讨蒋中正的欢心，结果被寇遐拒绝。
　　四是民国书法家虽然身处乱世，西学渐进，又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是中华文化传统尚未断绝。人们从小就受到国学和毛笔书写的基本功训练，书法在国民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我们看到，孙中山虽不是以书法名家，但是他的书法取法颜真卿、苏轼，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大家风范。纵然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行武之人—黎元洪，那一笔脱胎于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俊秀精雅的小楷，也令许多今天的书法家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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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常识】书法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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