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

清乾隆至晚清年间，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收藏高潮时期，其时，经济富裕，文教旺盛，文物购藏活动十分活跃。

清代广东收藏大家众多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全国独一的对外互市港口，“十三行”掌控了全国的对外买卖后，由此带来了巨额的财产。经济富裕，文教旺盛，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一带被全国各地的古玩商视为一个新兴的艺术市场，文物购藏活动在乾隆以后便十分活跃。另一方面，粤人游宦各地愈来愈多，政务之余不忘网罗各地历代文物。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几位全国知名的大藏家，如吴荣光（1773—1843）、叶梦龙（1775—1832）、潘正炜（1791—1850）、孔广陶（1832—1890）等。不少粤籍文人官员、书画家也精于欣赏并略有保藏，著名的有谢兰生（1760—1831）、梁廷（1796—1861）、温汝遂（嘉庆道光年间人）、韩荣光（1793—1860）、居巢（1811—1865）、罗天池（1805—1866）、叶衍兰（1823—1897）、张嘉谟（1830—1887）等。根据冼玉清《广东之鉴藏家》一文中的详细记载，清代广东著名收藏家就有53人之多。

“清中期岭南的广州就是改革开放试点，经济支撑下的收藏市场蓬勃发展，孕育出收藏界众多风流人物。潘振承（1714—1788）及其后人就是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族。”著名古代书画收藏大家朱绍良介绍，潘振承，青年时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后在粤为十三行陈姓行商司事，深受信任，被委以全权。陈姓行商获利归里，潘振承遂开设同文行，承充行商，由于诚信经营、眼界开阔、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足可敌国。潘振承第四子潘有度亦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振承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十多年，“潘有度成为与卢观恒（广东新会人）、伍秉鉴（福建泉州人）、叶上林（福建诏安人）组成的‘广州四大家族’之首。当时这四位入选世界五十大富豪，而潘家则被誉为世界首富。在雄厚的财力支撑下，四大家族的收藏能与京城王公大臣相媲美，甚至超越江浙收藏重镇。”

“到了清末民初，在广东地区又有吴荣光、孔广陶、裴景福、康有为、梁启超、罗原觉等收藏界风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孔广陶等文人士大夫收藏巨富，主要以古籍善本为主，书画收藏为辅，并且著书立说。”朱绍良介绍，晚清时期，广东得风气之先，海外贸易频繁，以业盐发家，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生活富裕，故此，文物收藏亦随之发达。但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上海经济中心的形成，聚集了各地的士绅名流，收藏也成为了上海的一种社会时尚，当时广东地区的艺术品亦因此流失严重。“新中国成立前后，叶恭绰、邓尔雅、容庚、商衍鎏和商承祚父子等一批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相继定居他乡，严重削弱了广东的收藏地位。”朱绍良不无痛心地说。

对乾嘉文人墨迹多推崇

谈到晚清时期的文物市场，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白谦慎则集中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862—1894），围绕吴大澂及其友人的具体交往个案来展开讨论和分析。“吴大澂（1835—1902）生于一个有收藏传统的家庭，其父亲收藏艺术品，外祖父韩崇是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影响的收藏家。吴大澂是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在中国翰林院编修，1887年后任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宦迹遍及东西南北。同时，吴大澂又是晚清著名学者、收藏家、艺术家。与之交往的朋友包括有吴云、顾文彬、潘祖荫家族、陈介祺、李鸿裔、沈树镛、汪鸣銮、王懿荣、叶昌炽等，都是当时收藏圈的活跃人士。”白谦慎以吴大澂与其友人的书信往来等具体交往个案作分析、总结，得出了一系列关于晚清时期文物市场的研究心得。

“谈论艺术品的价格，有许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和影响与今天的艺术品价格的影响因素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递藏史，即谁是收藏者，这是很重要的。同时，是否有著录出版，是否有题跋（对书画而言）等都是重要因素。而对于青铜器而言，文献价格则十分重要。此外，稀有性和艺术质量也是决定价格高低的要素。”白谦慎介绍，清代自乾嘉时期开始，收藏青铜器成风：“收藏也带动了陕西等出土文物的地区的挖掘。在清代出土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都极为重要的青铜器，如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1870年代，在潘祖荫的带动下，京师官员中出现了收藏青铜器的风气。这有不少记载，例如，1872年，著名鉴定家王懿荣给潘祖荫写的一卦长信，就是报告了青铜器的市场行情。的确，这一年，京师的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

“谈到书画，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传世书画量多，收藏圈也更大。”白谦慎说，“首先是书画的数量比青铜器要多得多。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存世的常常多达上百或者几百件，其尺幅、质量也差别比较大。青铜器只能著录，不能题跋，而书画还能题跋，经过名人品题，在价格上的差距也会很大。”白谦慎指出，晚清官员的收藏对象，除了少数是金石拓片以外，主要是中国的金石书画。

“此外，受文化风气的影响，乾嘉时期名臣和著名文人的墨迹在晚清备受青睐，其市场价格也反映了这一时尚。在当时的北京官场中，刘墉和钱沣的字最受欢迎，价格不下于、甚至高于董其昌，此乃时代审美风气使然。”